达利和杜尚的友谊:不可能中的可能

2017-10-25 20:05:16         来源:中国美术报   

如果没有说明,人们不会以为达利(1904-1989)和杜尚(1887-1968)是好朋友,毕竟,两个人看上去哪哪儿都不合拍。杜尚反对传统艺术,他的“现成物”(Ready-made)被看作是观念艺术的起点,也因此遭到崇拜和批判;而达利是架上绘画的守护者,是杜尚给予致命一击的传统艺术的支持者。杜尚超然物外,早早退出了艺术界,转而投入到象棋的怀抱中;而达利则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名流”,将“艺术家”变成一种景观,从而缔造了自己的艺术和商业帝国。

杜尚、达利和加拉在卡达克斯,1933

所以,当发现他们两个是好友时,人们多少会感到惊讶。毋庸置疑,其友谊一定有互补的成分,但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点。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秋季展“达利/杜尚”(2017年10月7日-2018年1月3日)就是他们友谊的说明和见证。

达利和杜尚相识于1930年代的巴黎,彼时超现实主义运动风头正劲。当时的达利是一个新人,而杜尚一如既往地与艺术若即若离——他的超然是出了名的。据超现实主义的发起者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回忆,有一次, 杜尚在考虑去哪里游玩时,向空中抛出一枚硬币,说:“如果是背面我就去美国,如果是正面我就继续留在巴黎。”他有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安迪·沃霍尔,《萨尔瓦多·达利》,1966

安迪·沃霍尔,《马塞尔·杜尚》,1966

达利和杜尚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但他们对于归属感的认识并不相同。尽管达利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最喜欢待在自己西班牙家乡卡达克斯附近的小村庄,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达利说过,只有那里有家的感觉,别的地方自己都是过客。而杜尚则像一个牧民,哪里能生存就在哪里扎根。他出生在法国鲁昂,小时候随两个哥哥来到巴黎,1915年奔赴纽约。1918年当美国也卷入战争时,他又搬到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过,他依旧常常往返于巴黎和纽约。

达利和杜尚的友谊发展于达利的家乡加泰罗尼亚。1933年,杜尚来到卡达克斯,并寄给好友曼·雷(杜尚著名的变装造型即为曼·雷拍摄)一张明信片,建议他也来会面:“理想的天气和令人愉快的比塞塔......达利和加拉也在这里,可以经常看到他们。”曼·雷来了之后,为他们拍摄了很多照片。根据回忆,达利为他们的郊游写了一篇文章,并画了插图。

杜尚和达利夫妇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巴黎、西班牙、纽约……都是见证友谊的地点。1940年,他们聚集在法国的海边小城阿卡雄,躲避德国的入侵;从1958年到1968年杜尚去世,杜尚和妻子蒂尼(Teeny,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亨利·马蒂斯的儿子皮埃尔·马蒂斯)每年夏天都会到卡达克斯度假,在那里与达利夫妇见面。1961年,艺术家夫妇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和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Phalle)受委托为达利家乡的斗牛表演制作公牛形状的烟花,杜尚还前去帮忙。

家庭背景

达利在21岁时为父亲画过一张肖像,并在同年巴塞罗那的个展上展出。达利和杜尚的父亲一样,都是公证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威。从肖像上就能看出,达利的父亲很严厉,这塑造了达利早熟的性格。在父亲的指导下,达利坚定了自己的事业心,并将早期的成就仔细地记录下来。1925年,达利被马德里美术学院停学(第二年被彻底开除),他看到父亲的脸上写着“因我被开除而产生的痛苦”。

萨尔瓦多·达利,《我父亲的肖像》,1925

1930年,被家人赶出来之后,达利和未来的妻子加拉(当时她的丈夫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在卡达克斯买下一所渔人的小房子。达利的父亲因其和加拉的丑闻感到颜面扫地,两人的冲突直接导致达利将《威廉·特尔传奇》(William Tell legend)改造为《威廉·特尔之谜》(The Enigma of William Tell):瑞士爱国者威廉·特尔为了反抗侵略,曾让自己的儿子落入敌军之手。达利曾反复描绘这个主题,并将英雄人物置换成列宁和上帝,来表达某些具有现实意味的想法。

马塞尔·杜尚,《艺术家父亲的肖像》,1910

对比来看,杜尚笔下的父亲虽然威严,却是温柔的。他用野兽主义的轻松色调表现了父亲。虽然杜尚的父亲对六个儿女中的四个都当了艺术家表示不满(他希望他们去做律师或者其他“正式的”职业),但却一直为他们提供资金。作为一个公证人,他条理清晰地安排了自己的遗产。

描绘不可见物

1959年,达利写了文章《被快速运动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The King and Queen Surrounded by Swift Nudes),与杜尚1912年的作品同名。这件作品作于《下楼梯的裸女》之后,是杜尚探索运动物体在画面呈现方式的反映。与《下楼梯的裸女》中依稀可辨的裸女身影不同,《被快速运动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已经没有了具体的物象,国王和王后由堆叠在一起的平面形状表示。二者被中间运动的、交叠的元素“围绕”,杜尚将它们描述为“飞翔的想象力”。

马塞尔·杜尚,《被快速运动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1912

根据琳达·亨德森(Linda Henderson)对杜尚的研究,杜尚的“快速运动的裸体”(swift nudes)是原子物理学家的说法。他们将电子和光颗粒描述为“不光是快速运动的,还是裸露的”。杜尚对这些描述非常感兴趣,玻璃绘画作品《新娘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也显示了物理学对他的影响。

马塞尔·杜尚,《新娘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1915-1923

达利和杜尚一样,都对物理学感兴趣。他曾经这样评论《国王和王后》:“(杜尚)无异于宣告了新的宇宙原子内结构,那就是,物质的不连续性。实际上,因为物质的不连续,国王和王后可以被飞速运动的裸体穿过。这很容易理解:飞速运动的裸体是不可见的身体,是光颗粒,是量子物理学中所说的带电粒子……”达利对量子物理学的痴迷可以从作品《爆炸的拉斐尔风格头像》(Exploding Raphaelesque Head)中看出。他将图像分解成粒子——这些粒子的形状仿照了手推独轮车和犀牛角,它们都被达利赋予了符号学意义。达利在《反物质宣言》(1958)中说道:“如果物理学家们制造出反物质,请让它为画家所用,可以用来描绘天使。”

萨尔达多·达利,《爆炸的拉斐尔风格头像》,1951

达利对科学的热爱并不影响他对宗教和超自然现象的信奉,他在《秘密的生活》(the Secret Life)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美学、形态学、生物学或者道德发现,都没有,并且是绝对没有反对宗教。恰恰相反,科学的庙宇将所有的窗口都对准了天堂。”而杜尚则将物理学的内容用于对艺术和生活的调侃,不与信仰发生关系。但两个艺术家对科学的兴趣和表现都证明了能量的非直观性,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

现成物

“现成物”可以算是杜尚发明的最重要的概念,它对于当代艺术的影响是无限的。不过实际上,它也同样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品的关键来源之一。超现实主义现成物常常是生活中常见物品的非常规组合。

马塞尔·杜尚,《泉》,1917(1964年版本)

杜尚的现成物作品大概只有12件。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特性,原始的版本也从来没有卖掉过。当问到如何将这些“作品”解读为艺术时,包括布列东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杜尚将定义艺术的问题通过现成物的方式给出答案:艺术意味着“手工”,通过将非手工的现成物变成艺术,杜尚否定了定义艺术的可能性。即便是到现在,《泉》都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这更是表明了定义艺术的尴尬境地。

关于《泉》的解读已经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在《泉》的作品标签上,写着杜尚的女性朋友路易斯·诺顿(Louise Norton)的电话号码。路易斯·诺顿在文章《浴室中的佛像》中对《泉》做了评论,她认为运用纯粹的想象,人们可以感受到它(小便池)轮廓线条的简单优美,甚至能让人想起塞尚笔下女人“修长丰满的裸体”。由此,《泉》又有了一定的色情含义,人们对这种解读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泉》与机器美学的联系。

萨尔瓦多·达利,《作为象征的超现实物品——加拉的鞋子》,1931(1964年版本)

当《泉》和超现实主义作品联系在一起时,其色情意味又得到了放大——毕竟,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中,性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安德烈·布列东曾经提议将梦到的物品制作出来,放到市场上流通,从而对抗或者削弱日常用品的作用。这个提议激发了达利的想象力。1931年,他提出“具有象征作用的物品”的概念——这些物品以现成物材料构成,通过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并置,它们在生活中原本的功能被削弱,但新的想象力会被激发出来。它们必须处于变化之中,或者至少有变化的倾向。符合这种观念的作品包括《作为象征的超现实物品——加拉的鞋子》(Surrealist Object Functioning Symbolically – Gala’s Shoe)以及他与爱德华·詹姆斯合作的《龙虾电话》(Lobster Telephone)。同样是现成物,他和杜尚制造出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感觉。

萨尔瓦多·达利、爱德华·詹姆斯,《龙虾电话》,1938

两位传奇的故事似乎是写不完的,而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