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砚雕开山鼻祖:陈端友

2017-09-29 10:15:09         来源:   

  最近,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特展“惟砚作田——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展”吸引了大量观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气十分火爆。据了解,这是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首次举办以“砚”为主题的展览,其中不少藏品还是首次公开展出。这些呈献在观者眼前的一件件精心雕琢、各具特色的历代名砚,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

  砚又称研,为研墨之工具,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房用具。砚的起源很早,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其前身为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具,而迄今所知最古的成型石砚则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砚从秦汉时开始被普遍使用,至东汉魏晋时基本趋于定型。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砚由纯粹的实用书写工具被逐步艺术化,并成为凝聚文人情愫的文房雅玩,更是文人心中一种气节的象征。

  此次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展按时间顺序共分为四个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展现了古砚自秦汉至近代的发展脉络。上海博物馆馆藏历代古砚品类丰富,数量也不少,此次展出的也只是馆藏古砚中的一部分。其中,尤以明清文人题铭砚、著录砚与近代陈端友制砚为馆藏特色,是国内外在清代文人砚和近代陈端友制砚这两方面收藏最为丰富的专业机构。

  陈端友被誉为是海派砚雕开山鼻祖、20世纪最杰出的制砚大师。但也有些鉴藏家、文人等对于陈端友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十分认可。有人认为陈端友充其量只能算是个“高级匠人”,缺乏文人底蕴,格调不高;也有人认为陈端友的部分作品,如陈端友制古钱端砚、螺蛳端砚、吉金端砚等作品,对于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来说,简直感到有些恶心。当然,对于艺术的欣赏和理解,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都是很正常的。即便是如齐白石这样的大家,也有学者和藏家认为其艺术造诣不及张大千与二吴(吴昌硕、吴湖帆)。对于陈端友的历史地位和制砚技艺,还是应该客观、全面的来看待。

  陈端友生平:

  历经坎坷终成大家

  中国砚史大致在明代以前都是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只是在砚的造型上随着时间不断演变。发展到清代以至近、现代,砚的形制、雕琢更为丰富多样,成为集绘画、书法、诗文、雕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文房雅玩。在这期间,涌现出诸多制砚大师,如顾二娘、王岫君、陈端友、张景安等。这些制砚大师大多以琢制肖形砚为其主要业绩。一般认为,顾二娘为清代制砚第一人,而陈端友则是近现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制砚大师。

  陈端友(1892-1959年),名介,字介持,又字荣生,后改名端友。江苏常熟王市人。出身贫寒,少年丧父,后由其伯父推荐到扬州“问古斋”碑帖店给张太平做学徒。张太平是苏州雕刻碑帖和石砚的名家,陈端友拜师其门下,专心学习制砚技艺。几年后,已大有长进。1912年陈端友随师迁至上海,其后不久 ,张太平便去世了,几年后店铺也关门停业了,陈端友只得在家中制砚。之后,陈端友加入了当时海上画坛最具影响力的书画金石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结识了吴昌硕、熊松泉、商笙伯、贺天健、张石园等一大批书画、金石名家,得吴昌硕教诲颇深,并求学于任伯年之子任堇处。大约在1935年前后,陈端友受中医名家余伯陶之聘,为其制砚,期间制砚二十余方,包括瓜形端砚、竹节端砚、笋形端砚、螺蛳端砚、蕉叶端砚、荷叶端砚、双鱼端砚、蚕桑端砚、海天浴日端砚、古钱端砚、吉金端砚、松蕈形蒦村石砚等,皆为陈端友存世作品中的精品佳作。此外,陈端友也曾受聘于民国时期另一位海上名医徐逸民为其制砚。1949年以后,陈端友先后任职于上海华东师范专科学校工艺研究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专心制砚,不谐于俗,终身不娶。1953年,其代表作“九龟荷叶形端砚”参加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引起轰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情况。自鸦片战争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书画家等相继汇聚于海上,使得这座城市一跃成为中国画首屈一指的“圣地”。在此背景下,承袭古代文人雅集之风,许多书画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简称:海上题襟馆)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书画金石团体,对于海派绘画的发展影响深远。海上题襟馆大约成立于清末光绪时期,并在辛亥革命前后迎来了发展高峰期,成为当时上海书画界最主流的社交活动圈。其成员包括有汪洵、吴昌硕、王震、哈少甫、倪田、熊松泉、商笙伯、贺天健、张石园、黄山寿、陆恢、李瑞清、朱孝臧、赵叔孺、黄宾虹、钱瘦铁、曾熙、钱化佛、吴待秋、赵云壑、王个簃、丁辅之等一大批名家,当然,还有本文主人公陈端友。海上题襟馆几乎囊括了当时海上画坛所有的书画金石名家。1926年秋,因活动经费困难,海上题襟馆宣告解散。几个月后,部分骨干成员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书画金石团体“古欢今雨社”,由钱瘦铁担任社长。“古欢今雨社”以原先海上题襟馆的成员为基础,沿袭海上题襟馆之遗风,组织举办各类书画、金石、聚会等活动,一直持续到1930年前后。

  陈端友制砚特点:

  惟妙惟肖的超绝技艺

  陈端友制砚在造型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肖形”,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圆雕肖形砚,即琢砚象物,以达到与实物形肖神似,惟妙惟肖的境界。如蘑菇、笋、瓜、竹根、螺蛳、蝉、龟、鱼、蕉叶、荷叶、蚕桑、古钱、古镜等。此类砚的实用功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砚石成型来表现文人意趣。另一类是浮雕肖形砚,即在长方形或圆形的砚上以浅浮雕技法雕琢实物图案,图案或为“三代”古物,如鼎、锺、卣等;或为神兽、蘆雁、猿猴等,形神兼备、呼之欲出。

  陈端友的艺术灵感主要来自于他的生活实践和历史感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砚雕技艺的关键在于块面与线条的完美结合。陈端友制砚无论在饰有主题纹样的块面还是素净的块面,都能够使线条与块面相互协调,整体格局动静和谐,疏密结合,平衡得当。且其擅于把握自然物体的细微之处,如被锯后竹节的糙面、锈蚀残破的古钱、池塘戏水的乌龟等。

  陈端友制砚的款识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署款,一类是印款。常见款识有“端友手制”、“常熟陈端友制”、“陈端友制”、“端友制”、“端友”、“陈介”等款,另见“端友后无复作之品”款识。款识均为阳文篆书款,字体端庄工整。摹古砚中,款识一般落于砚台左侧,而在肖形砚中,款识常刻于器物隐秘处。

  陈端友制砚在砚材使用上多用端石,兼用蒦村石,而较少用歙石。选用的端石多出自名坑,石质细腻坚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端友制砚的砚盒也是陈端友手制。砚盒大多选用红木,选料厚实,依砚形而设计砚盒造型,并以整料挖制。不少砚盒上有题铭和落款。

  陈端友作品收藏投资:

  存世稀有,精品难求

  陈端友一生在制砚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其作品创作周期长,存世作品很少。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要属“九龟荷叶形端砚”的制作过程。这件“九龟荷叶形端砚”是他在29岁时就开始设计制作的一方砚,构思十分精巧。在砚台正背面雕刻一幅九龟戏荷塘的图景,周边以重叠密布的荷叶将其融合成统一的造型整体。在布局上,中间的大块空间既作为池塘,又是磨墨的砚堂。同时,空疏的池塘与砚边交相错杂的荷叶形成对比,显得疏密有致,虚实相间。这方端砚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才雕琢完成,而直至陈端友去世时,龟形砚盒仍未能完工。

  根据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由上海博物馆工艺美术研究组编著的《陈端友刻砚艺术》记载,传世的陈端友制砚精品五十余方。该书是在研究馆藏陈端友制砚和调查与陈端友相关人员的基础上,对陈端友刻砚艺术和历史作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但是,这个统计不包括陈端友在1921年以前制作的普通用砚。另外,在1953年陈端友调入上海文史馆任馆员时,曾自撰简历。根据其简历中的描述,1921年至1953年陈端友制砚三十余方,其中,主要是为余伯陶、徐逸民制砚。而在1921年以前,陈端友主要是制作普通用砚和修复旧砚。

  那么目前存世的陈端友作品到底有多少件?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员华慈祥认为,目前存世陈端友制砚大致统计约为百余方,其中五十余方为陈端友制砚精品,其余为陈端友制普通用砚。

  陈端友制砚精品大多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目前,上海博物馆馆藏陈端友制砚精品共35方。其中,有20方自于余伯陶家,另有6方购于徐逸民家。另外,在陈端友自撰的简历中记载的匾砚、马砚、鲤砚以及三寸大小之桃砚等作品目前尚未见面世。

  由于存世量稀少,陈端友作品,尤其是精品佳作在市场上出现较少,因此,较难形成稳定的价格体,且从成交情况来看,整体上也是弱于清代文人题铭砚的成交。据雅昌艺术网统计显示,历年来在拍卖市场上出现的落有“陈端友款”的砚台总量也比较小,造型上以浮雕肖形砚略多。其中,来源可靠、流传有序者更是罕见。然而,一旦有传承有序的陈端友精品出现,则必为藏家所追捧,且不会轻易释出。

  在中国嘉德2006春拍“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上曾出现过两方陈端友制砚,一方为“陈端友制提梁卣端砚”,以55万元成交;另一方为“陈端友制锺鼎端砚”,以38.5万元成交。其中,“陈端友制提梁卣端砚”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该作品曾著录于《陈端友刻砚艺术》,为目录第6号藏品。在西泠2007秋拍“历代名砚”专场中出现的一方“陈端友制并铭夔龙端砚”为张钧衡旧藏。该砚原为文革抄家之物,是陈端友为适园主人粤语电影网张钧衡特制的一件作品,并琢其小像。该作品以5万元起拍,最终以近70万元的价格成交。而另一方著录于《文玩萃珍》(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与冯平山博物馆联合出版,1986年)的“陈端友制太平有象端砚”则出现于西泠2008春拍,并以67.2万元成交。此外,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上也出现过一方“陈端友制、吴湖帆题鹅黄新晴端砚”,并以71.3万元成交。该砚为陈端友专为吴湖帆弟子、收藏大家叶藜青藏所特制。在历年来拍卖市场上出现的最贵的一方陈端友制砚则是去年西泠秋拍中亮相的另一方“陈端友制太平有象端砚”,该砚估价高达80—100万元,并最终以126.5万元高价成交。

  (文/燕语君达 资深艺术市场观察评论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大众考古》月刊特约通讯员,上海又君文化艺术总监。供图单位:上海博物馆、中国嘉德拍卖、西泠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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